我在大学里从事学术研究至少有四十多年时间。我在自己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中了解到，有些学科或专业的教师或学者们，往往把自己所从事的学科或专业给予比较高的定位，认为它可以对自然界、对人类社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比如，社会学的教师和研究者就认为：“社会学是个筐，什么东西都能往进装”。学者们觉得自己从事的学科或专业非常重要，中国社会的安全、稳定与发展就要靠社会学这个学科了。我觉得，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认知。事实上，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自己从事的专业或者学科没有价值，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。
很多年前，我曾经认识一位专门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学者，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彻头彻尾的封建糟粕，传统文化的特征就是封建专制主义，教人低眉顺眼，循规蹈矩，是一种典型的奴性文化。对于这种认识我不赞同。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，把研究对象全部当成糟粕，要加以彻底抛弃，这可能不是一种合适的学术态度。我们从事某一个专业的研究，其实是研究者个人的选择。一旦学了某个专业，人们总是对自己的专业有比较深的感情。从内心深处对自己选择的专业有着一定的自我认同。基于这样一种学科心理或专业心理，很多学者就会觉得自己的专业很重要、很有价值。从心理学上来解释这个现象，都是完全可以理解和认同的。
既然如此，我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。在数十年前我参加高考，选择了自己喜爱的历史学专业，读研究生的时候又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中国思想史专业，从中感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善，而且认为善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。于是，我自己最晚从2011年开始，在一个机缘下开始从事慈善与慈善文化研究，做了大量的专业推广和实践的工作。无论我在这个领域取得成果的质量是高还是低，影响是大还是小，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，就是我非常喜欢自己曾经和现在选择的专业，从来也没有放弃的念头，一直倾注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，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这个学科的研究和实务活动。
由此，我也产生了和其他学科的学者相类似的一个认识，作为哲学或历史学的学者，认为哲学或历史学是很有价值的。那么，我也认为自己所选择的慈善和慈善文化研究是很有价值的，甚至我也提出这样的观点：慈善是天下苍生的福祉。按照学者们惯常使用的一种做法和言论，比如有学者提出了“正义论”等，以及其他一些说法。那么，我就把自己从事的这个研究领域的核心称之为“慈善论”。
清末学者梁启超用西方的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理念，对应康有为、严复、谭嗣同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，认为康有为是博爱派的哲学家，严复是自由派的哲学家，谭嗣同是平等派的哲学家。我极为赞同康有为“不忍人之心”的“仁爱论”，并且为他在《大同书》中对未来社会描画的理想蓝图及其主要观点而深受感动，我不止一遍阅读过《大同书》这部伟大的著作。众所周知，《大同书》与我们学习的慈善学有直接关系。康有为对未来大同社会做了具体设计，给人们勾勒出了很多美好情景。这是清末一部伟大著作，遗憾的是包括社会学界在内的人们，并没有认识到它的重大价值。
我以为，只有慈善才能使人类保持最博大宽广的胸怀和大公小私的欲念。我为什么要说大公“小”私，而没有说大公“无”私呢？因为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几千年里，甚至一直到现在这个历史阶段，真正能做到大公“无”私的人可能有，但绝对是非常罕见的，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会是有自己私心的。中国共产党的《章程》里也明确规定：共产党员可以拥有个人的私有财产。我国在前几年已经出台的《物权法》，就是用来保护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的。所以作为个人，可以是大公“小”私，但是很难做到大公“无”私。可能有人会讲，既然你说人人都是有私心的，那特蕾莎修女这个人及其言行又怎么解释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首先想说，我非常敬重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修女，而且为她所做的一切感到深深的震撼，我在自己的实际生活里也在默默地向她学习。可我要说的是，特雷莎修女这样的人绝对是人口中的极少数，是非常崇高的伟大人物。
我觉得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在认识问题的时候就应该正视现实，而不是随意夸大或美化现实，描画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。就社会现实来说，绝大多数人都是有私心的。特蕾莎修女那样的人肯定是良善的人，在人口当中是很少的，但是我们要向特雷莎修女学习，也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多做善事，助人为乐。那么，我们也应该被认定为良善的人。一个人是不是善良，这并不在于他有私还是无私。我在设想，如果全人类都能以慈善作为最高价值观念的话，那么战争就会消弭，和平就会呈现，天下太平，人间安乐。
有人或许要问，宗教就是引人向善的一种信仰，或者信念，或者工具，为什么不提倡人们去笃信宗教，以此消除人类社会的戾气呢？对于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也有自己的认识。我国的《宪法》规定人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，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，这两者都是重要的，不能强制具有某种宗教信仰的群众放弃自己的信仰，也不能强制那些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们必须去信仰某种宗教，因为人们信教或不信教都是自由的。
信教与不信教是《宪法》赋予每个人的自由权利，也就是说，信仰或不信教宗教完全是公民的个人选择。精神层面的东西必须由个人自主做出选择，而不得加以强迫。众所周知，任何一种宗教，它所存在的社会意义，首先就在于教人向善；如果是教人向恶的话，那不是宗教，而是社会黑恶势力，教唆青年少年犯罪、杀人放火、拦路抢劫，这是犯罪分子之所为，国家机器对此要给予严厉的打击和惩处的。
自古及今，中国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或朝代都不是宗教国家，也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。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，都没有能够成为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的势力，这是很清楚的。美国是宗教国家么？不是。美国总统在就职宣誓的时候右手要放在《圣经》的上面宣读誓词，可见基督教在美国的力量很大，美国人口中大约百分之六七十是基督徒。至于信仰其他小宗教的人们也有很多，因为他们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来美国的移民。所以，也会有从很多国家带去美国的宗教。即使是这样，美国也不是一个宗教国家。美国总统的权利很大，宗教势力很难撼动总统大权。
正因为如此，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里，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公民人数，占据着人口中的绝大多数。在我国13亿多的人口中，大约有10亿多人口没有信仰，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。由于有这么多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口，就使得宗教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，各种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力绝对不占主导地位。我在平时的学习、实践和研究工作中，大声呼唤良善人性的回归，就是希望人们可以生活在善良、友好和宽松的社会环境里。我曾经多次不厌其烦地介绍中国古代的人性论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人性先天的善与不善，都是和后天的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。即使是善良之人，他也并非是固定不变的。也就是在有的场景下是善良的，而在另外的场景下可能就不那么善良。
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学基本理论之一。怎么评价历史人物，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。就历史人物而言，他一生做的有好事，也有坏事，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做的好事，可是到了晚年却当了叛徒或者汉奸，对此应当怎么评价呢？有的人一直是反面人物，可是到了晚年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对这样的人又作何评价？所以，在对人物进行评价的问题上，就有所谓的“两分法”，把人物的一生分成了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和所做的坏事。在人物评价中还有所谓的“阶段论”，看他某一个阶段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对人物作出总体评价，要为他盖棺定论，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。
就一般人来讲，并不是那么纯粹的。在人类的身上保留了某种程度的动物性；人类有头脑，可以进行思维，可以从事劳动，所以在我们身上也有人性；人类有信仰，对为未来生活充满希望，在我们当中，有的人会成为伟大人物、英雄人物，或者巨人、伟人，所以在我们身上也有神性。这就是所谓的动物性、人性和神性的三位一体，在这三种“属性”在人的身体里纠缠不清。那么，在什么时候呈现出什么样的“属性”，就要和自身所处的具体情景联系起来。比如，当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，除了极个别的“跑跑”以外，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挺身而出，去抢救处于危险当中的人，甚至有为抢救陌生人而牺牲了自己性命的人。我记得有一位中学老师趴在讲桌上保护着躲在课桌下面的学生，他自己牺牲了，而他的学生得救了。
但是，我的问题是，在危难面前能够挺身而出的绝大多数人，是不是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场合都能做到公而忘私、先人后己、舍身取义，牺牲个人的性命在所不惜呢？显然不是的。人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更多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人的属性，而且时不时会有动物性暴露出来，也就是说在一个人的品质当中，应该不是只有纯之又纯的伟大特质或优秀因素，还有一些不够优秀和稀松平常的东西，甚至也有一些丑恶的东西。每个人能不能做到扬善止恶，并且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场合都能行善抑恶，抑制住恶行恶念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我们反躬自问，我们有没有做过一些坏事？即使是你无意而为之，有时候不小心随手扔掉手里的垃圾，这就是做了坏事。
毛主席说过，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我非常信奉这句话，并且极力倡行慈善文化，就是为了警示每个人，都能够遏制住自己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恶念，时刻警告自己，不要做有害于自己、有害于他人、有害于社会、有害于自然的那些恶行；推行善念与善行，当然这是有很大难度的工作。但是，我想我一定是乐此不疲的，我把慈善与慈善文化研究工作，当成自己一生的追求。
我所谓的“慈善论”，如果要有一个比较明确概念的话，就是说良善或者说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是一种文化选择。首先，我们要维护和激发人类先天的善性。如前所说，人类一定是有动物性遗传的，在人性中包含有破坏性，有自私的欲望，有报复的欲望，有对他人和对社会的攻击性，这就是属于动物性的一些特征。在社会生活中，人们要想完全控制住它，也需要对善良的后天养成和社会环境的限制，需要社会环境对我们每个人的规制。但是，总有在某个场合下无法控制下来的情况。
从孟子的“性善论”来讲，人类的善性是源自于先天的禀赋，而不是后天培育而成的，跟先天的善性相关，恶性也就受到了遏制。因此，我认为慈善就是在主观维护和外界激发当中得以发扬的。人们一定要去维护它，激发它，善良才能够得以发扬。所谓激发善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把人们沉睡在内心深处的善性激发出来，而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客观环境的营造，就是引导和激发善性的重要手段。
我相信，绝大多数人，不一定在恶的环境下一定会做出恶的行为，却应当是在善的环境下就可以表现为善的言和行。可以确切地说，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客观环境营造，就是引导和激发善性的重要手段，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是在善的环境下表现出善的言行。
我们要有效遏制住恶的欲念和恶的行为，无论恶是不是先天禀赋的，在现实社会和历史上，恶的行为也并非罕见。如何有效遏制住恶，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，也就是说人自身所谓的兽性、人性、神性三者之间的斗争，谁战胜了谁，战胜一方的特性就会表现出来。人性和神性战胜了兽性，就有可能表现为善良，遏制住恶欲。当然，从现实社会来讲，我相信善行是贯穿于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，很多人都会说“好人还是占大多数”，“我今天又遇见好人了”，这种情况也不少见。所以，我们要待人友善，要乐于助人，多做好事，多为他人着想。
我们在现实生活中，也见到很多的恶念、恶行，像黑社会的那种黑恶势力，当然是恶的一种最典型表现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能看到社会生活当中形形色色的恶，比如少数领导干部的贪腐问题。按理说，都到了高级领导岗位的官员，他的一切都是有所保障的，金钱对于他们没有任何意义，但他们仍然在贪污腐化，所以反腐倡廉一定要警钟长鸣，时刻提醒那些领导干部，手中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，绝对不允许用来谋取私利。
我要说明的不止于此。这个社会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，社会的浮躁是难以避免的。我们看到在社会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也发生了某种社会疾病。例如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，拜金主义，金钱至上，一切以经济利益为鹄的。我们学习做慈善，需要研究和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。就目前的情况而言，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之间的对立，穷人的仇富心理，富人的鄙贫心理，这种社会矛盾在所有矛盾中是最为尖锐和突出的。
种种的社会疾病，如何加以诊治？我提倡用慈善的方式，沟通贫与富之间的渠道，让他们互相理解，团结和睦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，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平和。学习慈善学，就要努力使其成为平和社会冲突的“减压阀”。我们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有24个字，包含12个概念，“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”是国家层面；“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制”是社会层面；“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”是个人层面。在此，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友善，与我今天所讲的内容是最为吻合的，是可以完全对接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用友善化解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，创造一个和谐稳定，人与人友善的社会环境，使每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。
我看到过一篇文章，有人对不同文化层次的人进行了是否幸福的调查，其中写道：初中及其以下和博士研究生、不上学的和上本科的，生活质量有所不同，但幸福指数的差别是很小的。我不赞同这个调查的结论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幸福是分层次的，和追求与不追求什么是直接相关的。我经常去农村考察或者游玩，很多目不识丁的老人都说自己很幸福，他们无欲无求也不用上班，打打麻将还能睡得很舒服。我自己上了这么多年学，教了这么多年书，我没有感受到农村老人跟我说的这份幸福感。所以，幸福一定是分层次和类型的，和个人的欲望高低也是密切相关的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去追求自己幸福的人生。那么，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